【關鍵詞】《心術》，《心度》，比較

《管子》一書雖然托名管仲，但是很多學者認為《管子》并非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作品，認為是戰(zhàn)國到西漢期間的著作，而管仲是春秋時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故而許多專家認為《管子》不是一人的著作。但無論如何，有一點是無容置疑的，就是《管子》一書中，集中體現(xiàn)了管仲的思想。而戰(zhàn)國時期著名思想家、法家的代表韓非，被人尊稱為韓非子，著有《韓非子》一書，被譽為是法家集大成的作品，《韓非子》著作在現(xiàn)代，不僅被我國學者、專家所重視，而且也被新加坡、日本、韓國的諸多學者研究，“有人說：新加坡為維護社會紀律，采取重罰，令出必行，是他們行政績效卓著的主因。殊不知，這些都是兩千多年前韓非子再三致意的論題。”［1］（P10）對于管子與韓非子的關系，有學者認為“韓非子對管子思想多有繼承和借鑒。……古人議論往往多從‘法度’著眼，強調前后繼承關系，古人或以為管子處于春秋禮樂時代，寬厚、通達、廣大或過于韓非（如宋代劉?。┻@又是從學說品格層面上的評價。其實，《管子》書中的稷下黃老之學，已經溝通‘道’與‘法’，……韓非子對管子‘道法’思想的吸收，從而更具體地展示了韓非子與管子思想的內在淵源。”［2］（P134）《心術》乃《管子》著作中的一部分；《心度》是《韓非子》中的一篇。本文不再分析管子與韓非子思想的內在聯(lián)系，只是分析管子《心術》與韓非子《心度》之異同如下：

一、《管子.心術》與《韓非子.心度》思想之同

1.二者都重視獲得“民心”之重要

《管子.心術》中曰：“從前，明君的心愛天下，故天下歸附；暴君的心惡天下，故天下叛離。”管仲告誡統(tǒng)治者獲取民心的重要性，并且指出明君要“愛民”、“愛天下”，才能得到民眾的信賴和擁護?！豆茏?牧民》中說“順民心則威令行”，只要統(tǒng)治者順乎民心，則政令就會得到很好的執(zhí)行，法的尊嚴和效力就會得到有效地發(fā)揮。當初鮑叔牙推薦管仲時就稱贊管仲是“民之父母”。管子還認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就是說：政令推行、國家興旺在于順應民心，政令不行在于違背民心。老百姓厭惡憂愁勞苦，就讓老百姓安逸快樂；老百姓厭惡貧賤就讓老百姓富貴；老百姓厭惡災禍，就讓老百姓安心放心；老百姓害怕無后代，就鼓勵生育。思為民眾所思，想為民眾所想，就會獲得民心、獲得了民心就獲得了天下。

《韓非子.心度》中曰：“服戰(zhàn)于民心”，就是說用兵能服民心才能勝利，圣人治理民眾，必須先獲得民心，才能取勝。《韓非子.心度》中又曰：“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當君主用刑法的時候，不是憎恨民眾，而是從愛護民眾的根本利益出發(fā)的，因為只有懲罰邪惡，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懲罰犯罪，才能保障人民的利益，才能從根本上獲得民心，獲得民眾的擁護與愛戴，就能治理好國家。

2.二者都以“治國”為宗旨

《管子.心術》中曰：“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管子認為百姓安居樂業(yè)，內心安定，不思遷徙，國家就會安定。而治理國家的掌權之人，只要“心安”國家就會安定；內心治理好，國家就會治理好。管子思考問題，首先考慮的是治國，是如何把國家治理的繁榮富強。管仲以“治國”為宗旨，關于如何治國管仲提出了“一體之治”的方法，即綜合治理，努力把社會中各種利益關系調節(jié)到最佳狀態(tài)。“管仲認為國家的權勢受到傷害則百姓各行其是，法律被踐踏后財貨就會集中到少數(shù)權貴手中，教化不力則官府的號令沒人理會，老百姓受到傷害就不會安居樂業(yè)。財貨集中到少數(shù)官員手中他們自然就沒了官德，號令沒人理會自然就什么事都不會成功。……在管仲眼里，君威、法制、財貨、教化、臣民、生產、戰(zhàn)事等這些政治、經濟、人和物的因素之間是互相聯(lián)系、配合的，共同構成了國家這個有機體，其中任何一個因素遭到破壞，都會削弱國家整體功能。……管仲首先是嚴肅政令、審定官爵、核定民籍、嚴格執(zhí)法，這是治國的‘四經’。”［3］（P64）管仲相府的廳堂前的石頭上寫著“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兩句話含有深刻的道理，因為老百姓都富足了，就會安居樂業(yè)，減少犯罪、社會安定。為了搞好經濟，在農業(yè)方面，管仲把土地分成不同的等級，不同級別的土地征收不同的稅收，如果老百姓改善了土壤，增加了收成，五年內也不改變賦稅，這樣老百姓爭相改善土壤品質，提高產量，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并且管仲還十分重視商業(yè)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的治國舉措，使齊國逐漸強大起來。

《韓非子.心度》中曰：“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韓非子亦以“治國”為宗旨，他認為能夠防御外敵、阻塞私欲著力自強，就能達到治理國家稱王天下的目的。

二《管子.心術》與《韓非子.心度》思想之異

1. 《心術》與《心度》對“圣人”理解不同

《管子.心術》中曰：“天曰虛，地曰靜，……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強不能遍立，智不能盡謀。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圣人。”意思是說：天是虛的，地是靜的，人只有排除私欲，使自己處于虛的境界，就不會有主觀成見，神明就似乎顯現(xiàn)。事物總是紛繁很亂，靜下心來就能厘清事物的脈絡。能力再強也不能做好各種各樣的事情，智力再好也不能計劃得特別周全。事物本身有它固有的形態(tài)，固有的形態(tài)有它應有的名稱，名稱合乎它固有的形態(tài)，立名合乎于實際就是圣人?！豆茏?心術》中又曰：“是故圣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也就是說：圣人像天地一樣是無私的。私是天下亂的根源。《管子.心術》中曰：“虛之與人也無間，唯圣人得虛道，故曰‘并處而難得’。” 還曰：“圣人裁物，不為物使。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只有圣人能得虛道，圣人在裁定事物時，不為外物所影響，憑著一顆公正的心。于是，人們“心安”沒怨言。所以說治理好“心”，國家就會治理好。

《管子.心術》中有些地方提到了“君子”，關于“圣人”與“君子”的區(qū)別，對“圣人”的界定，“孔子曰：所謂圣者，德合于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xié)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識其鄰。此謂圣人也。”（《孔子家語·五儀》），關于“君子”的定義，“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 （《孔子家語·五儀》），很多學者認為“圣人”與“君子”沒有區(qū)別，只是稱謂不同。管仲在《管子.心術》中對“圣人”與“君子”都有論述，《管子.心術》中曰：“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其意思就是說：不因為自己的喜好而失去常理，喜愛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就是“君子”?！豆茏?心術》中還說：“是以君子不休乎好，不迫乎惡，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即“君子”不為自己的喜好厭惡所左右，不自以為是，不妄加變化，按照事物固有的規(guī)律去做事。

韓非子在《心度》中對“圣人”的描述，與《管子.心術》相比是比較少的，但是《心度》中也有對“圣人”的敘述，例如《心度》中曰：“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從其欲，期于利民而已。”這里韓非子沒有對“圣人”給予界定，只是提到了“圣人治民”，由此看出了韓非子是在統(tǒng)治者的層面對“圣人”進行的稱謂，這里的“圣人”是指君主。

2. 《心術》與《心度》對“心”“性”詮釋的不同 

《管子.心術》中曰：“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對人用處死的刑罰，是因為人有怕死的本性。人有好利的本性，就用不利控制他?！豆茏?心術》中曰：“‘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于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管仲在這里分析了“心”的功能，認為“心”處于管理九竅的領導地位，即處于“君”位，其實這里管仲還沒有意識到“大腦”是思維器官，認為“心”是思維器官，管仲認為“心”是通過“虛靜”，而行使“君”的職責，心術即以靜制動，以“靜”治心，以“虛”管理“九竅”，就是君。“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管子.心術》）“心”如果遵循正道，“九竅”就能按照正道運行；如果“心”充滿了欲望，就會分不清黑白，并且模糊視聽。所以說，處于“君”位的“心”如果脫離了正道，君下位的就會荒誕不干正事。

而韓非子在《心度》中說：“ 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心度》中又曰：“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這里韓非子只是強調“民之性”中的“惡”，認為人的本性就是好逸惡勞，就是喜歡不受法的約束。韓非子沒有像管仲那樣從“心”的統(tǒng)領功能去深入地分析“性”， 著重分析了人性中的弱點，有不愿意受法約束的本性，認為如果國家不對人性中的“惡”嚴加控制，“惡”就會膨脹，國家就會陷入混亂得不到治理。

 3. 《心術》側重“德”、《心度》側重“刑”

《管子.心術》中曰：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故德者得也。”管仲認為，“德”是“道”的體現(xiàn)，萬物依靠它才得以生生不息，心智依靠它才能真正認識“道”的精髓，所以說“德”就是“得”?！豆茏?心術》中又說：“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冶。”做事不正的人，是因為沒有修養(yǎng)好道德；內心浮躁不專一的人，是因為“心”沒有治理好。這里管仲強調了修養(yǎng)道德，治理內心的重要性。《管子.心術》中又曰：“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這里管仲認為：用來操縱人民的不應該是刑罰；用來使人民恐懼的不應該是發(fā)怒。在這里，管仲沒有像韓非子那樣把“法”抬到了至上的地位。雖然管仲側重“德”的重要，但是管仲也不忽視“法”的作用，正如《管子.心術》中說：“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這里管仲也說明了“法”的必要性，認為“法”是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不得已而實行的，所以依靠“殺僇禁誅”而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管子.心術》中曰：“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管仲這里說明“刑”也是治理國家必不可少的，認為對民眾賞賜不足以代表愛護，“刑”也不足以代表厭惡，只有“賞”和“刑”結合，才是很好地治理國家的表現(xiàn)。

《韓非子.心度》中曰：“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韓非子強調：治理民眾，刑罰嚴明是治理的首要。“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所以明君治理國家，明確獎賞，民眾就會爭相立功；嚴刑，則民眾就會服從法令。如果國家不賞罰嚴明，就會造成混亂。韓非子認為：“法”是統(tǒng)治天下的根本，“刑”使老百姓自愛，不去犯法。《韓非子.心度》中還說：“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法與世宜則有功。”韓非子認為：治理人民無有一成不變的規(guī)定，只有“法”是治理國家的法寶，并且“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進步，“法”也隨之變化，才能治理好國家?？梢钥闯?，韓非子和管仲比較，韓非子更加重視“刑”，更加強調“法”在治理國家中的作用。

三、比較《管子.心術》與《韓非子.心度》思想的當代意義

比較《管子.心術》與《韓非子.心度》之思想，發(fā)現(xiàn)《管子.心術》以“靜”治心的研究之精湛，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在當代具有現(xiàn)實意義；《韓非子.心度》以“法”約束“心”，“刑勝，治之首也”的理念，在當今亦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1. 管子以“靜”治心的當代意義。

當今時代，隨著經濟的飛速發(fā)展，人民的各種欲望也有隨之膨脹的趨勢。世間紛繁吵雜，燈紅酒綠，當今時代，外在的誘惑太多，各種欲望充斥于心中，難以保持一顆安靜的“心”，變得浮躁、變得無所適從。管子以“靜”治心的思想，給予我們許多啟示，告誡我們只有“靜”下心來，不為物欲所左右，“靜心”、“正心”，無欲故“靜”，加強內心的道德修養(yǎng)，修身治心，“靜因之道”，按照事物的發(fā)展規(guī)律辦事。有些學專家認為，管仲的“靜因之道”對老子思想影響也很大。

在科技發(fā)展的當代，我們也需要“靜”心，只有“靜”心才能深刻地思考，例如曾經擔任我國聯(lián)想控股有限公司總裁、董事局主席的柳傳志，很多人佩服他的領導才能，而柳傳志有一個習慣，時隔一段時間就需要靜思，柳傳志“靜”思的方法，就是上香、盤腿靜靜地思考，不要任何人打擾。假若我們搞學問的人，在沒有其他人干擾的情況下，每天堅持三個小時的“靜”思，“靜”以致遠，人生境界、學術水平一定會提高很快。假如在看書寫作的時候，一會兒想看電視，一會兒想在電腦上瀏覽網頁，一會兒想喝水，一會兒想吃東西，一會兒又想與人聊天打電話等等，在多種誘惑下，無法安心，無法靜心，這樣就很難成就大事，即人們常說的“非靜無以成學”。曾國藩說：“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4］（P38）所以，《管子.心術》以“靜”治心的思想，給予我們許多啟迪。

2. 韓非子“刑勝，治之首也”的當代意義。

     當今的我國，在公共道德方面，也應該和“法”密切結合，因為“法”在一定意義上講也具有法律效力。例如我國亂扔垃圾、隨地吐痰的情況時有發(fā)生，屢教不改，可見教育不是萬能的，多年道德教育也不見成效。還有在食品安全方面，只是通過道德教育，是解決不了食品安全問題的，某些人受利益的驅使，當今我們吃的、喝的食品、飲料中，存在著假冒偽劣。對某些人而言賺錢是第一目的，對人是否有營養(yǎng)等問題都拋在了腦后，食品的不安全直接危害著我們的身體健康。

《韓非子.心度》中“刑勝，治之首也”給予我們啟迪，告訴我們不斷改善相關的法律，嚴格執(zhí)法，是至關重要的。其實，在新加坡、日本很多學者對韓非子的著作進行研究，韓非子思想也給予了新加坡、日本很大影響，例如在新加坡、日本對隨地吐痰、亂扔垃圾，按規(guī)定進行嚴重的罰款甚至監(jiān)禁。在食品安全方面也是如此，“民以食為天”，吃的如果不安全，輕則累計得病，重則當時就危及生命。新加坡、日本等國家都有嚴格的保障食品安全的法規(guī)，對食品加工、制造、使用、儲藏、搬運、陳列等程序都有嚴格的規(guī)定。記得2011年在日本訪學期間，有一次去一個很小的食品店買一種糕點食品，那個服務員告訴我買的食品還有三天就到有保質期了，問我是否堅持買，我看了說明，一共十五天的保質期，看到恒溫保存的糕點還新鮮，就堅持買了，那服務員又贈送了當天新作的兩塊糕點。當時我想：這事如果在我們國內，還沒過期的食品，沒人會提醒還有三天到保質期，更有甚者，有的小食品店的食品，即使到了有效保質期還更換日期條碼。不是說日本服務員的素質多高，而是他們在嚴格食品安全法的監(jiān)控下，已經習以為常。我國近幾年，食品安全法也進行了修改，但是在食品安全方面還存在著令人擔憂的現(xiàn)象，我們要加大食品安全方面的處罰力度，通過加大處罰力度，提高我們食品的安全性，增強我們的體質。

韓非子認為：“‘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奸盡止，奸盡止，則此奚傷于民也？’（《六反》）重罰能制止的，并不一定用輕罰來加以制止；相反，凡能用輕罰能制止的，就一定用重罰來制止。所以，設置重罰，那么壞人壞事都被禁止了。而壞人壞事都被禁止，對于廣大民眾又有什么傷害呢？”［5］（P89）雖然韓非子的重罰思想，學術界有爭論，但是我國在食品安全、公共道德方面，也應該吸取韓非子的某些思想，加大處罰力度，通過法律的道德效應，從而形成良好的道德習慣，讓我們吃的安心放心，養(yǎng)成我們維護公共道德的習慣，提高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道德素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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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史少博（1965—）女，山東人,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現(xiàn)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參考文獻：

［1］張素貞.韓非子快讀—國家的秩序［M］海南：海南出版社，2005.

［2］楊義.韓非子還原［M］北京：中華書局，2011.

［3］程國政.管子霸權人生［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

［4］（清）曾國藩原著，吳江、襲鑄男解譯. 曾國藩秘傳弟子書 上［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4.

［5］熊禮匯，茅穗穗編著.韓非子與現(xiàn)代管理［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來源：《管子學刊》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