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常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說法，將“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混為一談，造成思想認識的混亂。固然，廣義的新文化運動歷時八年，即從1915年《新青年》創(chuàng)刊到1923年“科玄論戰(zhàn)”爆發(fā)、現(xiàn)代新儒家出場，最終形成思想文化領域延續(xù)至今的“三元格局”。但是，嚴格意義的新文化運動，其宗旨是“人權與科學”、或者說就是“人權”，歷時三年，即從《新青年》創(chuàng)刊號1915年9月發(fā)表陳獨秀《敬告青年》（此文可謂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到1918年11月發(fā)表李大釗《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思想潮流發(fā)生了路徑轉(zhuǎn)向，即從自由主義轉(zhuǎn)向馬列主義與國族主義。在這個意義上，1919年的五四運動并不屬于新文化運動，因為五四運動的宗旨不是“人權“，而是“國權”。當然，這種轉(zhuǎn)向的深層根源其實蘊涵在國族時代的現(xiàn)代性之中，即個體主義與國族主義之間的張力，這并非中國特有的現(xiàn)象。新文化運動是國內(nèi)性的國民的個體主體性運動，而五四運動是國際性的國族的集體主體性運動。
【關鍵詞】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現(xiàn)代性；人權；國權；個體主義；國族主義
時值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各種媒體言論中存在著一種普遍現(xiàn)象，就是將“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混為一談，乃至常見“五四新文化運動”之說。這種混同造成了思想認識的混亂，實有必要加以辨正。本文將進行一種不帶任何價值判斷的客觀分析與解釋。
一、什么是“新文化運動”
2019年是“五四運動”百年，而非“新文化運動”百年；新文化運動百年是四年之前的2015年。[1]兩者的歷史意義截然不同。那么，什么是新文化運動？要澄清“新文化運動”的概念，首先必須確定新文化運動的性質(zhì)與宗旨。
（一）新文化運動的宗旨
所謂“新文化運動”這個概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詳下）。最狹義、即最嚴格意義的“新文化運動”，當以陳獨秀創(chuàng)辦《新青年》的初衷為準，這一點明確表述在他所作的發(fā)刊詞《敬告青年》當中，那是公認的新文化運動宣言書。[2]
1、新文化運動的性質(zhì)
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新文化運動的宗旨并非什么“反帝反封建”。這是因為：
（1）新文化運動所批判的社會形態(tài)，并非西周王朝的“封建”，而是從秦朝到清朝的皇朝“專制”。如今，這一點應該已經(jīng)是眾所周知的常識了：歐洲中世紀的政治社會是“feudalism”，在形式上頗類似于西周的諸侯列國，故將英語的“feudalism”翻譯為漢語的“封建”大致不錯；但用它來指稱中國中世紀的政治社會，則完全是一個誤會，因為中國中世紀的皇權帝國政治，恰恰是“反封建”的，這是“漢承秦制”以來的基本事實。在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社會中，“封建”與“專制”是對立的，前者是分權的列國，后者是集權的帝國；因此，所謂“封建專制”這個詞語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顯然，新文化運動與所謂“反封建”無關，其矛頭所向其實是皇權帝國的專制集權，及與這種君主主義相伴生的家族主義、父權主義和男權主義及其觀念形態(tài)。這正如李大釗所說：“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3]
（2）新文化運動所針對的也非帝國主義；恰恰相反，當時的先進知識分子莫不主張學習西方，即都是某種程度的“西化派”。甚至稍后興起的現(xiàn)代新儒家，其實也都是某種意義的“西化派”，因為他們的哲學建構(gòu)都是對儒學進行某種程度“西化”的結(jié)果，諸如馮友蘭之與英美哲學，唐君毅、牟宗三之與德國古典哲學，等等；[4] 被視為一代大儒的梁漱溟，甚至主張“全盤承受”西方化、“通盤受用西方化”[5]，乃至提出了一套全盤西化的方案。[6] 因此，嚴格意義上的新文化運動的初衷，矛頭所向并非西方“帝國主義列強”，而是中國的專制帝國及其意識形態(tài)。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大現(xiàn)實緣由，就是當時出現(xiàn)的復辟帝制的思潮，包括當時籌安會、孔教會、乃至所謂“民眾請愿團”等的活動，他們背叛共和，企圖復辟帝制。
顯然，嚴格意義的新文化運動的宗旨并非“反帝反封建”。那么，新文化運動的宗旨究竟是什么？
2、新文化運動的宗旨
關于新文化運動的宗旨，一種常見的說法是“民主與科學”，這也是不確切的。其實，早在《新青年》創(chuàng)刊之初，陳獨秀就已在發(fā)刊詞《敬告青年》中明確宣布了作為辦刊宗旨、也就是新文化運動宗旨的“六義”：“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7] 其中第一義，也就是最根本之義：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權，絕無奴隸他人之權利，亦絕無以奴自處之義務。奴隸云者，古之昏弱對于強暴之橫奪，而失其自由權利者之稱也。自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忍受。世稱近世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chǎn)說興，求經(jīng)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
這里的一系列詞語，諸如“自主”、“自由”、“平等”、“人權”、“權利”等，都是倫理政治哲學層面的概念，矛頭所指均非“封建”、“帝國主義”，而是皇權帝國的“君權”、“教權”、“男權”。這一系列概念，其實都可以歸結(jié)為“人權”，所以陳獨秀在文章最后總結(jié)道：
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
這就是說，新文化運動的宗旨就是“科學與人權”；在政治方面，新文化運動的宗旨就是“人權”。而按上述“六義”之第一義“自主的而非奴隸的”表述——“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權，絕無奴隸他人之權利，亦絕無以奴自處之義務”，新文化運動的根本宗旨其實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權”。陳獨秀后來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還寫過一篇《新文化運動是什么》，其中談到：
新文化運動影響到政治上，是要創(chuàng)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現(xiàn)實政治底羈絆。……新文化運動是人的運動。[8]
顯然，這里強調(diào)的“政治上”的“人的運動”，所講的其實還是人權。因此，秦暉指出：“‘民主’與‘共和’在新文化運動之前已成大潮（標志就是辛亥革命），而‘個人自由’正是因為新文化運動才形成大潮的。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五四（指‘大五四’[9]）倡導‘民主’，實不如說五四倡導‘自由’——‘個人自由’意義上的‘自由’——更準確。”[10] 這種個人的自由，其實就是個體的權利，亦即人權（personal rights → human rights）。不過，應當指出：“自由”概念并不能涵蓋全部“人權”，而“人權”概念可以涵蓋“自由”。因此，可以肯定：嚴格意義的新文化運動的宗旨并不是“民主”（“民主”與“自由”的分辨極為重要，我將在最后一節(jié)加以討論），更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包括自由權利在內(nèi)的人權。
至此，我們可以來討論“新文化運動”的概念了。
（二）“新文化運動”的概念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大本營乃是《新青年》雜志，因此：《新青年》的宗旨代表著新文化運動的宗旨；而《新青年》宗旨的變化，則意味著“新文化運動”概念的變化，其涵義有廣狹之別：
1、新文化運動的三段式劃分
（1）第一涵義、即最嚴格意義的“新文化運動”為期三年，截止于1918年底。本來，按照陳獨秀《新青年》發(fā)刊詞《敬告青年》的宣示，新文化運動的宗旨乃是“人權與科學”（并不是“民主與科學”）甚或就是“人權”；而到1918年11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5卷第5號發(fā)表《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等文章，標志著該雜志作者群體的分化，《新青年》逐漸變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陣地。這個轉(zhuǎn)變對于半年之后出現(xiàn)五四運動具有重大的背景意義；而五四運動反過來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趨勢，從五四運動之后到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新青年》發(fā)表的關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和中國工人運動的文章多達130余篇。
（2）第二涵義、即較廣義的“新文化運動”為期五年，截止于1920年。從1920年9月第8卷開始，《新青年》成為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1923年成為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其宗旨顯然已再不是此前的新文化運動的“人權”理念了，而是“共產(chǎn)主義”理念，尤其是當時馬克思主義者特別強調(diào)的“階級斗爭”。
（3）第三涵義、即最廣義的“新文化運動”為期八年，截止于1923年。當年6月，《新青年》改為季刊，并成為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同年2月，爆發(fā)了著名的、影響極其深遠的“人生觀論戰(zhàn)”（或稱“科玄論戰(zhàn)”）[11]，標志著現(xiàn)代新儒家登上了歷史舞臺。[12] 至此，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三元格局”（自由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現(xiàn)代新儒家）正式形成，至今尚未根本改變。[13]
顯然，最嚴格意義的“新文化運動”就是上述最狹義、即第一涵義的概念，即1915年9月至1918年10月的思想文化運動，其根本宗旨是“人權”。
2、新文化運動的兩段式劃分
上述三段式劃分，其著眼點是《新青年》的性質(zhì)和宗旨的轉(zhuǎn)變。我還曾有一種兩段式劃分，將廣義的、即第三涵義的新文化運動分為前后兩段。這種劃分基于我對中國現(xiàn)當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三9現(xiàn)象”的觀察。[14] 所謂“三9現(xiàn)象”，是說中國現(xiàn)當代歷史上的三個重大轉(zhuǎn)折性的年頭都帶著“9”字，我稱之為三個歷史“拐點”，那就是1919年、1949年和1989年。其中第一個帶“9”字的年頭即1919年，也就是五四運動爆發(fā)的年頭，它將歷時八年的廣義新文化運動一分為二。對此，我曾這樣加以描述：
這個思想運動可以1919年作為分界線，分為前后兩段。
前一階段，從1915年陳獨秀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到1918年這么幾年當中，全中國的知識界分成兩個陣營：一邊就是那些前朝遺老，留著辮子的人，也就是保守的?；逝桑涣硪贿吘褪窃絹碓蕉嗟募みM派。這些激進派怎么樣呢？那就是全部一邊倒，也就是我開頭所說的“兩個全盤”：全盤西化，全盤反傳統(tǒng)。[15] ……
到1918年底，世界上發(fā)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了。隨后1919年，中國的一批知識分子組團到歐洲去考察。……他們到了歐洲一看，滿目凋零，整個西方世界都陷入了一種末世的頹廢和悲哀之中，西方所有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都一致在反思和懷疑自己的文化。……中國去考察的那些人就想：我們還學什么呢？連先生自己都出問題了嘛！那該怎么辦呢？面臨另外的選擇，就是兩條路：
一條道路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一下子出現(xiàn)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時間是在1918年，代表人物是李大釗，他開始連篇累牘地寫文章介紹馬克思主義，到了1919年，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就占據(jù)了主導地位。
另一條道路是所謂“文化保守主義”。……“東方文化派”[16]的崛起。[17]
這就是說，1919年爆發(fā)的五四運動與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絕不是一回事，不能稱之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那么，什么是“五四運動”？
二、什么是“五四運動”
最粗略的觀察是：1919年爆發(fā)的“五四運動”不同于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在于它并不是一場時代性的“文化”運動，而是一場時事性的政治運動。當然，事情并非這么簡單，五四運動同樣具有深刻的內(nèi)涵。那么，什么是五四運動？
（一）五四運動的宗旨
關于五四運動的性質(zhì)和宗旨，一種標準化的概括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這個概括值得分析：
1、五四運動并非反對封建主義的運動
說五四運動是“反對封建主義的運動”，這個判斷值得商榷。這里所謂“封建主義”，其矛頭所指顯然是中華民國前期的北洋政府。然而稍作思考即可知道，北洋政府時期的政治體制，事實上并非任何意義上的“封建”，既非中國古代西周式的封建，也非歐洲中世紀那樣的“封建”（feudalism），而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帝國之后建立起來的“共和”（除袁世凱自1915年12月12日至1916年3月23日的短暫稱帝外）[18]。正如上文已經(jīng)講過的，當時的中國并非所謂“封建”社會；早在秦漢以來，中國社會就不再是封建社會了。
而且，即便將“割據(jù)”“分裂”狀態(tài)說成是“封建”，北洋政府也不是封建的：五四運動時期的皖系政府所謀求的恰恰是政治統(tǒng)一，直系為推翻皖系而打的旗號正是反對這種統(tǒng)一；后來直系政府也謀求政治統(tǒng)一，而與之對抗的力量也是這種反對這種統(tǒng)一，所打的是“自治”“聯(lián)省自治”等旗號。
況且，五四運動所針對的國內(nèi)對象也并非整個北洋政府，而是當時“外爭國權，內(nèi)懲國賊”的口號所指的“國賊”，具體所指的是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其實，北洋政府也非什么“賣國”政府，恰恰相反，北洋政府也是相當“反帝”的，也是民族主義的，開創(chuàng)了近代以來中國政府主動收回租界的先河，先后收回了德國在漢口和天津的租界、俄國在天津和漢口的租界、英國在廈門的租界、比利時在天津的租界等。
其實，北洋政府時期乃是中國社會首次實行全方位、大規(guī)模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時期。在經(jīng)濟上，北洋政府時期的成績驕人，史學界已經(jīng)有許多研究成果，茲不贅述。在文化上，北洋政府時期也是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文化繁榮的時期。正是在這樣寬松的社會環(huán)境、政治環(huán)境、思想環(huán)境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出現(xiàn)《新青年》雜志、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
2、五四運動乃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
確實，五四運動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這個判斷是沒問題的。這一點，我們從當時的口號中就可以強烈地感受到，諸如“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 “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外爭主權，內(nèi)懲國賊”等。
五四運動之所以是“反帝”運動，這是因為：運動爆發(fā)的緣由，就是因為發(fā)達國家所主導的《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全稱《協(xié)約國和參戰(zhàn)各國對德和約》）不顧中國的權益，要將德國原來在山東的一些特權轉(zhuǎn)讓給日本，導致中國社會各界的強烈抗議浪潮。這里所說的“帝國主義”不僅指日本，而且指主導巴黎和會的西方國家（主要是支持日本的英國和法國）：當時主導會議的是由英、美、法、意、日各出2名代表所組成的10人最高理事會（“十巨頭”會議）；決策的是英、美、法、意4國首腦會議（“四巨頭”會議）[19]，而實際上是英、美、法三國首腦會議（“三巨頭”會議）。這些發(fā)達國家也就是五四運動所反對的“帝國主義”。
簡言之，五四運動的目標并不是“反封”，而是“反帝”。因此，如果說新文化運動的宗旨是“人權”（personal rights），那么，五四運動的宗旨則是“國權”（national rights），即通常所說的“民族自決權”（the national rights to self-determination），所以該運動最響亮的口號便是“外爭國權，內(nèi)懲國賊”，因為“國賊”意味著“喪權辱國”。
（二）“五四運動”的概念
綜上所述，嚴格意義的“五四運動”，特指1919年的那場只持續(xù)了一個多月的反帝運動：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學生走上街頭，運動爆發(fā)；6月28日，參加巴黎和會（Paris Peace Conference）的中國代表團發(fā)表聲明，拒絕簽署《凡爾賽和約》[20]，運動結(jié)束。
這就是說，五四運動的宗旨，否定性的表達就是反對帝國主義，肯定性的表達就是發(fā)揚國族主義，亦即“國權”；而上文已經(jīng)談過，新文化運動的宗旨則是“人權”。在這個意義上，五四運動顯然不屬于新文化運動。
當然，我們說五四運動就是一場“反帝”、爭取“國權”的運動，這并不否定五四運動有著非常復雜的背景；但無可辯駁的是，正是、而且唯有在“反帝”這一點上，各派力量才形成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也才會有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這也表明，五四運動的精神動力并不是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而是國族主義（nationalism）。[21]
此外，五四運動的“反帝”還有一個重大背景不可忽視，那就是：西方的英、美、法所主導的巴黎和會，乃是將蘇維埃俄國排斥在外的；和會的另外一個重大議程，乃是籌建“國際聯(lián)盟”（League of Nations），旨在對抗列寧創(chuàng)建的“共產(chǎn)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這表明五四運動的“反帝”必將導向政治上的蘇俄道路。唯其如此，馬克思列寧主義才會在五四運動之后迅速崛起。
三、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之關系
本文強調(diào)將“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嚴格區(qū)分開來，并不是說兩者之間毫無關聯(lián)，而是想說明：將兩者混稱為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勢必遮蔽某些東西，這不僅有礙于我們對五四運動本身與新文化運動本身的認知，而且因此而有礙于我們對中國現(xiàn)當代歷史的認知。因此，問題在于：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之間究竟是怎樣一種關系？
（一）中國現(xiàn)代史的一個分際
必須指出的是：盡管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聯(lián)系，但那并不是直接的因果關系，即并不是新文化運動導致了五四運動，或者說五四運動并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結(jié)果。可以肯定，即便沒有發(fā)生新文化運動，同樣會爆發(fā)五四運動。
1、現(xiàn)象
正因為如此，我們發(fā)現(xiàn)一個值得深思的有趣現(xiàn)象：當時《新青年》雜志并不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更不是運動的組織者。陳獨秀在運動中的表現(xiàn)，并不是以《新青年》雜志發(fā)聲，而是遲至6月11日才跑到北京前門外的鬧市區(qū)散發(fā)傳單《北京市民宣言》并被捕，從而導致《新青年》?？肽曛谩?/big>
其實，最早促成五四運動爆發(fā)的甚至不是學生團體，而是北京各團體及各界聯(lián)合組成的“國民外交協(xié)會”。該協(xié)會成立于1919年2月16日，林長民（北洋政府總統(tǒng)外交委員會事務長）任理事長，與其他理事汪大燮（北洋政府總統(tǒng)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梁啟超、蔡元培、熊希齡、范源濂、王寵惠、嚴修、張謇、莊蘊寬等組成10人理事會；緊接著，2月21日，該協(xié)會通電發(fā)表7點外交主張；[22] 3月6日，梁啟超致電林長民、汪大燮，報告他從巴黎和會上獲知的消息；4月24日，梁啟超致電該協(xié)會，發(fā)布歸還青島的通電；5月2日，林長民在《晨報》《國民公報》發(fā)文，稱“山東亡矣，國將不國矣，愿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5月3日下午，該協(xié)會召開會議，決定阻止政府簽約；隨即，該協(xié)會理事蔡元培將外交失敗的消息轉(zhuǎn)報學生，學生這才于當晚在北大法科禮堂召開大會，決定于次日、即5月4日在天安門舉行示威游行。
顯然，從對內(nèi)的以人權、自由為宗旨的新文化運動，到對外的以反帝、救亡為宗旨的五四運動，這是一個顯著的歷史分際，其實意味著某種“斷裂”。
2、分辨
這種“斷裂”，如果按李澤厚的講法，即屬于“救亡壓倒啟蒙”[23]：如果說新文化運動的宗旨是“啟蒙”，而五四運動的宗旨是“救亡”，那么，“壓倒”二字則是對這兩場運動之間關系的一種詮釋：“換個說法，救亡壓倒啟蒙就是‘反帝’壓倒了‘反封’[24]。”[25] 而且，按李澤厚的詮釋框架“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26]，“啟蒙”與“救亡”之間并非并列關系，實際上“啟蒙”竟成了“救亡”的一種手段，而“救亡”才是“啟蒙”的目的，所以“反帝是中國近代一個基本命題”[27]。這樣一來，新文化運動是“啟蒙”，而五四運動是“救亡”，那么，新文化運動只是五四運動的手段而已。這看起來也不無道理，畢竟中國近代以來的種種轉(zhuǎn)變無不系于“救亡圖存”的意識；也正因為如此，嚴復《天演論》關于國族之間“生存競爭”的主旨才會廣為傳播、深入人心，乃至成為各派共奉的一種意識形態(tài)。
但秦暉不同意李澤厚的說法，指出：“那個時代中國‘救亡’與對外學習、自我改造（所謂‘啟蒙’）事實上一直是并行的。所謂‘救亡壓倒啟蒙’，如前所述，其實指的是啟蒙的學習對象由學歐美變成了學蘇俄。”[28] 這就是說，無論五四運動、還是新文化運動，都既是啟蒙、也是救亡，只是救亡的路徑選擇改變了：“說穿了，‘救亡壓倒啟蒙’實際上指的是民族主義壓倒自由主義，并幫助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崛起。”[29]這也有道理，但其實并沒有根本否定李澤厚的解釋框架，而只是說新文化運動同樣具有“救亡”的一面。但是，這樣一來，則又容易陷入“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混同，而這一點正是本文極力加以辨正的。
我想要闡明的是：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確實是宗旨與性質(zhì)截然不同的兩個運動，但“救亡”與“啟蒙”這兩個詞語尚不足以揭示其中的奧秘；這一對兄弟確實畢竟是兩個不同的主體，卻來自同一個母體。
（二）現(xiàn)代性的一個悖論
這里旨在說明：如果說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關系，那么，這種關系并非下面這樣的簡單的線性的因果關系：
新文化運動 → 五四運動
而是下面這樣一種關系：
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
↖ ↗
個體主義 國族主義
↖↗
現(xiàn)代性
這就是說，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兩者共同產(chǎn)生于一個更大更深的背景，即兩者具有一個共同的歷史根源，那就是國族時代（the times of nations）的現(xiàn)代性（modernity）的一個內(nèi)在的深層悖論。
1、現(xiàn)代性悖論的一般性分析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 Peace of Westphalia）以來，世界進入了國族時代，國族主義成為一種普遍的意識形態(tài)。我曾反復多次指出：現(xiàn)代性與國族性是互為函項的。[30]“國族主義”（nationalism）其實既非貶義的，也非褒義的，而是對于國族時代的一種普遍必然現(xiàn)象的一個中性描述。
在這個國族時代，個人與國族是密不可分的。于是，政治生活中始終有一個根本性的困擾，那就是個人主義與國族主義（nationalism）（或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之間的張力。……當傾向于個體時，就會走向自由主義；當傾向于國族時，就會走向國家主義……國族時代的政治生活，就是在這兩極之間搖擺。[31]
這里的關鍵概念是“主體”（subject）或“主體性”（subjectivity）?，F(xiàn)代性的根本特征就是個體性（individuality）或個體主體性（individual subjectivity）；但現(xiàn)代性同時蘊涵著國族性，即伴隨著現(xiàn)代國族（nation）的興起。對此，我曾加以分析：
人類的歷史，就是兩種主體活動的歷史：個體，群體。而整個近代以來的歷史——全世界的現(xiàn)代化進程，就其“主體意識”而言，也就是兩種：個體意識就是個人主義，這主要表現(xiàn)在國內(nèi)問題上；群體意識就是民族主義，這主要表現(xiàn)在國際關系上（如果在國際關系上把一個民族國家視為一個個體，則民族主義就其本質(zhì)而言還是一種個人主義或曰個體主義；結(jié)果我們看到，現(xiàn)代所謂“國際關系準則”往往正是個人主義原則的擴大而已）。這是理解現(xiàn)代歷史的一大關鍵，解開歷史之謎的一把鑰匙。在國內(nèi)，個人主義的表現(xiàn)就是自由主義，要求個性解放，所以要反封建；在國際，民族主義的表現(xiàn)卻有兩種情形：一方面是先發(fā)展國家的帝國主義擴張，另一方面則是后發(fā)展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32]
于是，個體主體性便呈現(xiàn)出雙重性：在國內(nèi)問題上，個體就是個人，這是現(xiàn)代性的個體主義的根由；然而在國際舞臺上，一個國族就是一個個體，這是現(xiàn)代性的國族主義、集體主義的根由。國際上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與國內(nèi)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同構(gòu)的。而當一個國族在國際上面臨生存危機時，它就需要內(nèi)在集中凝聚力量，結(jié)果就是我們看到的一個普遍現(xiàn)象：后發(fā)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與現(xiàn)代化路徑，往往不是自由民主主義，而是各種形式的威權主義。[33]
自由問題亦然，迄今為止，國族時代的自由主義其實蘊涵著兩個維度的自由觀念：個人個體（a person as an individual）的自由；國族個體（a nation as an individual）的自由。當一個國族面臨著嚴峻的生存危機時，所謂“救亡壓倒啟蒙”的機制就會發(fā)生作用，20世紀的德國、蘇俄、中國都是明顯的例證；目前西方“白左”政策的后果導致民粹主義的興起，也是一個現(xiàn)實的例證。
2、現(xiàn)代性悖論在兩個運動間的體現(xiàn)
上文談到，陳獨秀1915年在《新青年》發(fā)刊詞《敬告青年》中所陳“六義”，并未提及“民主”，而是談“人權”；然而到1919年，陳獨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則又是另一種概括——“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即后來流行的“民主與科學”[34]。這個變化及其與五四運動之間的關系，值得深究：
（1）新文化運動所凸顯的不是“民主”，而是“人權”，即是個體主義、自由主義的取向。這是因為“民主”并不能涵蓋《敬告青年》中的一系列關鍵詞“自主”、“自由”、“平等”、“人權”、“權利”；相反，“人權”這個概念可以涵蓋“民主”，因為民主只是人權在政治制度上的一種落實。如果脫離了人權，民主就可能變?yōu)槊翊?；如果脫離了個人自由，平等也可能變成民粹，這特別體現(xiàn)在它與國族主義結(jié)合之際，而爭取“國權”的五四運動正是其典型表現(xiàn)。
（2）五四運動所凸顯的不再是“人權”，而是“民主”。過去有一種說法，稱五四運動之前是“舊民主主義”、之后是“新民主主義”，即都歸為“民主主義”，這也不無道理，即：新文化運動的“民主”與五四運動的“民主”是不同的，前者是個體主義的，后者是國族主義的。所以才有剛才提到的陳獨秀《新青年》的轉(zhuǎn)變：
我們不妨再回頭去看看陳獨秀是怎么說的：“我們現(xiàn)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你瞧，在陳獨秀心目中，引進民主與科學的目的，在于“救治中國”。原來如此。說到底，五四運動真正的精神動力，仍然是救亡圖存這個自近代以來的強大主題，換句話說，是民族主義。……“民主與科學”，它們不是目的，而是“其國將何以圖存于世界之中”的手段。陳獨秀一生思想數(shù)變，而民族主義則是一以貫之的精神。
不特陳獨秀，五四時期的思想精英們無不以民族主義精神為動力；而且不特五四時期，中國近代以來的所有思潮無不貫穿民族主義精神。林毓生曾指出：“中國接受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念，主要是以中國的民族主義為基礎的。”[35] 這是頗有見地的。民族主義，這實在是理解中國近代、現(xiàn)代、當代歷史的一把鑰匙。這是有其深刻的世界歷史背景的：民族主義同時也是理解整個世界現(xiàn)代歷史的一大關鍵。一部現(xiàn)代世界史，可以說是一部民族國家競爭史，這里，一切政治意識形態(tài)都只不過扮演了一種工具的角色。[36]
這就是現(xiàn)代性的深刻悖論在五四運動中的體現(xiàn)。新文化運動所凸顯的是個人的自由權利，而五四運動所凸顯的則是國族的自由權利；當然，后者也可以說是廣義的新文化運動的延續(xù)，即導向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崛起，并進一步導向了現(xiàn)代新儒家的出場。
總而言之，常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說法，將“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混為一談，造成思想認識的混亂。固然，廣義的新文化運動歷時八年，即從1915年《新青年》創(chuàng)刊到1923年“科玄論戰(zhàn)”爆發(fā)、現(xiàn)代新儒家出場，最終形成思想文化領域延續(xù)至今的“三元格局”。但是，嚴格意義的新文化運動，其宗旨是“人權”，歷時三年，即從《新青年》創(chuàng)刊號1915年9月發(fā)表陳獨秀《敬告青年》到1918年11月發(fā)表李大釗《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思想潮流發(fā)生了路徑轉(zhuǎn)向，即從自由主義轉(zhuǎn)向馬列主義與國族主義。在這個意義上，1919年的五四運動并不屬于新文化運動，因為五四運動的宗旨不是“人權”，而是“國權”。當然，這種轉(zhuǎn)向的深層根源蘊涵在國族時代的現(xiàn)代性之中，即個體主義與國族主義之間的張力，這并非中國特有的現(xiàn)象。新文化運動是國內(nèi)性的國民的個體主體性運動，而五四運動是國際性的國族的集體主體性運動。
【注釋及參考文獻】
① 黃玉順：《新文化運動百年祭：論儒學與人權——駁“反孔非儒”說》，《社會科學研究》2015年第4期。
② 陳獨秀：《敬告青年》，原載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號。
③ 李大釗：《自然的倫理與孔子》，載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署名“守常”；見《李大釗全集》第1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頁。
④ 參見黃玉順：《論“重寫儒學史”與“儒學現(xiàn)代化版本”問題》，《現(xiàn)代哲學》2015年第3期。
⑤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1999年7月第2版，第17、209頁。
⑥ 參見黃玉順：《梁漱溟先生的全盤西化論——重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2018年第5期。
⑦ 陳獨秀：《敬告青年》，原載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號。
⑧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么？》，原載1920年4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五號。
⑨ 學界所謂“大五四”指新文化運動，“小五四”指五四運動。
⑩ 秦暉：《重論“大五四”的主調(diào)，及其何以被“壓倒”——新文化運動百年祭（一）》，《二十一世紀》2015年8月號。
? 參見黃玉順：《超越知識與價值的緊張——“科學與玄學論戰(zhàn)”的哲學問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科玄論戰(zhàn)”是由張君勱于1923年2月14日在清華發(fā)表“人生觀”演講而引發(fā)的，而他是現(xiàn)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參見張君勱：《人生觀》，原刊于《清華周刊》第272期；收入郭夢良編《人生觀之論戰(zhàn)》，上海泰東圖書局1923年12月版；汪孟鄒編《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年12月版。
? 參見黃玉順：《儒學之當前態(tài)勢與未來矚望》，《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
? 黃玉順：《儒學復興的兩條路線及其超越——儒家當代主義的若干思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
? “全盤反傳統(tǒng)”這個判斷，我后來加以糾正，參見黃玉順：《新文化運動百年祭：論儒學與人權——駁“反孔非儒”說》，《社會科學研究》2015年第4期。
? 杜亞泉主編《東方雜志》歷時9年，即從1911年到1920年。“東方文化派”指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一群反對西化、提倡東方文化、主張調(diào)和新舊中西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代表人物有杜亞泉、梁啟超、梁漱溟、吳宓、梅光迪、胡先骕、柳詒征、張君勵、章士釗等。
? 黃玉順：《儒學復興的兩條路線及其超越——儒家當代主義的若干思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見氏著文集《儒家思想與當代生活——“生活儒學”論集》，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185頁。
? 袁世凱于1915年12月12日稱帝，廢民國年號，改國號為“中華帝國”，以1916年為“洪憲”元年；于1916年3月23日下令恢復“民國”年號；于1916年6月6日病逝。
? 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英國首相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法國總理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意大利總理奧蘭多（Vittorio Emanuele Orlando）。
? 美國也沒有簽署《凡爾賽條約》，因為在國會表決時遭到多數(shù)反對。不僅如此，美國后來還倡議召開了華盛頓會議（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使中國和日本簽訂了《中日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1922年2月4日），中國得以收回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其實，中國起初連參加巴黎和會的資格都沒有，是在美國的支持下才得以參會。
21 參見黃玉順：《中國之自由精神》，見文集《走向生活儒學》，齊魯書社2017年版，第75-76頁。
22 這7點主張是：一、促進國際聯(lián)盟之實行；二、撤廢勢力范圍并訂定實行方法；三、廢棄一切不平等條約及以威迫利誘或秘密締結(jié)之條約、合同及其他國際文件；四、定期撤去領事裁判權；五、力爭關稅自由；六、取消庚子賠款余額；七、收回租界地域，改為公共通商。
23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走向未來》創(chuàng)刊號，1986年8月。
24 正如上文已經(jīng)闡明的：這里“反封”這個措辭是不確切的。
25 劉悅笛：《“救亡壓倒啟蒙”：本無可爭議》，《社會科學報》第1577期。
26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走向未來》創(chuàng)刊號，1986年8月。
27 李澤厚：《二十世紀初中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思想論綱》，《歷史研究》1979年第6期。
28 秦暉：《重論“大五四”的主調(diào)，及其何以被“壓倒”——新文化運動百年祭（一）》，《二十一世紀》2015年8月號。
29 秦暉：《重論“大五四”的主調(diào)，及其何以被“壓倒”——新文化運動百年祭（一）》，《二十一世紀》2015年8月號。
30 黃玉順：《復歸生活、重建儒學——儒學與現(xiàn)象學比較研究綱領》，《人文雜志》2005年第6期；《當前儒學復興運動與現(xiàn)代新儒家——再評“文化保守主義”》，《學術界》2006年第5期；《儒學與生活：民族性與現(xiàn)代性問題——作為儒學復興的一種探索的生活儒學》，《人文雜志》2007年第4期。
31 黃玉順：《評“自由儒學”的創(chuàng)構(gòu)——讀郭萍〈自由儒學的先聲〉》，《當代儒學》第12輯，楊永明、郭萍主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12月版；另見郭萍《自由儒學的先聲——張君勱自由觀研究》，代序，齊魯書社2017年11月版。
32 黃玉順：《中國之自由精神》，見文集《走向生活儒學》，齊魯書社2017年版，第77頁。
33 參見黃玉順：《“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義的兩大脫離》，《學術界》2001年第3期。
34 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載1919年1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
35?。溃┝重股骸吨袊庾R的危機》，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頁。
36 黃玉順：《五四的自由理念》，見文集《走向生活儒學》，齊魯書社2017年版，第87-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