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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研究員訪談（三）│學術追求與學術興趣
發(fā)表時間：2021-11-17 18:32:37 作者：王琦 來源：屈子書院微信公眾號
2020年9月李存山研究員應邀到湖南汨羅屈子書院講學，王琦教授從“我與張岱年先生”“內(nèi)蒙古十年歲月”“學術興趣與治學追求”“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近現(xiàn)代轉(zhuǎn)型”“從民本走向民主”“我眼中的好文章”六個方面，對李先生進行了學術訪談，以《實事求是 學以致用——訪李存山研究員》為題發(fā)表于《哲學動態(tài)》2021年第10期，比較全面地展現(xiàn)了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走向?qū)W術道路的人生歷程，展現(xiàn)了一代學者成長的時代畫卷、精神風貌與學術成就。其直面社會現(xiàn)實，實事求是、學以致用的治學態(tài)度與學術追求，值得后輩后者們學習與借鑒。為方便閱讀，本公眾號將按照文章小標題，分六篇依次退出，以饗讀者。
（2020年李存山在屈子書院講壇）
王琦：請問您是如何對傳統(tǒng)文化產(chǎn)生興趣，并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
李存山：我真正對學術感興趣，認識到學術的價值，是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上本科以后。當時我們對“西方哲學史”“中國哲學史”“自然辯證法”等課程普遍比較重視。因為我之前就讀過幾本馬列著作的書，所以對哲學原理并不感到生疏。在我寫關于老子的“道”“氣”與現(xiàn)代物理學的場論相通時，我還寫過一篇關于薩特存在主義與人道主義的文章。在我讀研究生后，因為得到張岱年先生的鼓勵和幫助，所以選擇寫《先秦氣論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畢業(yè)論文。當時選擇寫這個題目還有兩個原因，一是以前學界大多重視秦以后的元氣論，認為先秦的精氣論與秦以后的元氣論是兩個形態(tài)，而我認為先秦氣論與秦以后的元氣論是一脈相通的，先秦氣論是漢代元氣論的源頭；二是先秦時的著作畢竟有限，我可以把關于氣、陰陽、五行的史料“竭澤而漁”，寫起來比較有把握。我后來出版了《中國氣論探源與發(fā)微》的著作，其中“探源”主要是寫先秦氣論，“發(fā)微”是就整個中國氣論的問題及其與仁學的關系、與西方哲學的比較進行闡發(fā)。張岱年先生曾寫信對我的氣論研究給予了鼓勵和肯定。我至今仍然堅持張岱年先生把氣論或氣本論作為中國哲學的一個優(yōu)秀傳統(tǒng)的觀點。2020年孔學堂召開“2020夏季論辯會”，題目是“張載的思想世界”，我在會上也高度肯定張先生把張載、王船山作為氣本論的代表，他認為宋明理學中不僅有理學派、心學派，還有以張載、王船山為代表的氣本論，這應是得到學界多數(shù)肯定的正確觀點。
在北京大學求學時的李存山
我在本科聽“中國哲學史”的課時，還較多參考了《中國哲學史資料簡編》，其中“宋元明分冊”選錄了鄧牧《伯牙琴》的《君道》《臣道》和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返绕?，對秦以后的君主集權制度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由于我本人剛從“文革”中走出來，所以這幾篇文章對我的思想有很深的觸動，乃至對我以后也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1986年，我參加了在寧波召開的黃宗羲國際研討會，就提交了關于明清之際儒家批判君主專制的論文。以后我也陸續(xù)寫過幾篇關于黃宗羲思想的論文。因為黃宗羲提出了從制度上節(jié)制皇權的思想，所以我把《明夷待訪錄》作為中國從民本走向民主的開端?，F(xiàn)在有學者肯定“三綱”具有普遍價值，而我認為“三綱”是漢儒為了適應“漢承秦制”，鞏固君主集權制度而提出來的。君主集權制度在當時有它的歷史合理性與進步性，但也有其歷史局限性。經(jīng)宋亡于元，明亡于清，這個制度的弊端和禍害已充分顯露出來，所以有鄧牧和黃宗羲等人對這個制度的反思和批判。“三綱”在中國近現(xiàn)代已失去了其歷史合理性的價值，所以我贊成牟鐘鑒先生提出的“三綱不能留，五常不能丟”的觀點。
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工作，有一定的偶然性，其中一個原因是做中國哲學編輯的賴永海（他也是“文革”以后第一屆的碩士生）考上了南京大學的博士生，要離開雜志社；另一個原因是搞編輯工作的學者中也有一些卓有成就的大家，如人民出版社的金春峰先生、《歷史研究》的主編龐樸先生等。龐先生是我碩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委員之一，我曾到雜志社給他送過答辯論文。當時《歷史研究》主編和副主編的辦公室與《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編輯室同在一個兩間大的房間里，中間只用三合板做的墻門隔開。我到雜志社工作后，受到了龐先生較大的影響。當時“文化熱”正在興起，龐先生是推動“文化熱”的大家之一。雜志社提倡“編研結(jié)合”，環(huán)境比較寬松，一周有兩天坐班，一年有兩個月的讀書假，后來改成一個月的讀書假。因此，我在努力做好雜志社編輯工作的同時，也一直沒有放棄中國哲學史研究。在“編研結(jié)合”方面，龐樸先生無疑是我的一個表率。1985年我發(fā)表了從事編輯工作后的第一篇論文，即《先秦時期的五行說與氣論》。1985年由湯一介先生等創(chuàng)辦的中國文化書院舉辦了第一期中國文化講習班，我是學員之一，聆聽了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季羨林、龐樸、李澤厚、杜維明等二十幾位學術大家的講座，并寫了《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著名學者薈萃中國文化講習班》的報道，作為學術動態(tài)發(fā)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的《未定稿》上。1986年在黃山召開全國性的中青年哲學新成果交流會，我寫了一篇《先秦氣論與古希臘伊奧尼亞哲學》，被選入會議交流論文，后在《中國社會科學》發(fā)表。同年我到內(nèi)蒙古開過一次關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的學術會議，回京后我把在會上的發(fā)言提綱整理成了一篇論文，即《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中國現(xiàn)代化》，此文先發(fā)表在《未定稿》，后來被《人民日報》（海外版）連續(xù)兩天轉(zhuǎn)載。雖然關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中國現(xiàn)代化的關系，我有一個逐漸加深理解的過程，但是在大的方向上基本沒有改變我的觀點。在80年代的“文化熱”中，我寫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中國現(xiàn)代化》這篇文章，大致反映了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致思方向。
李存山在張岱年先生家中
王琦：您是一位為學為德都令人十分景仰的學者，請問您的學術理想追求是什么？有什么治學心得？
李存山：我的學術理想追求就是“實事求是”“學以致用”。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不僅僅是純粹的學術研究，而且要與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與中國社會文化的近現(xiàn)代轉(zhuǎn)型聯(lián)系起來。因此，這種研究一方面在學術上要“實事求是”，另一方面要在推動中國社會文化發(fā)展上“學以致用”。這個觀點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中國現(xiàn)代化》這篇文章里就提到了。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認為乾嘉學派有一種“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將其學風歸納為“實事求是”，而康梁學派的主要特點則是“學以致用”，他說“有為、啟超皆抱啟蒙期‘致用’的觀念，借經(jīng)術以文飾其政論，頗失‘為經(jīng)學而治經(jīng)學’之本意，故其業(yè)不昌”，這意味著離開實事求是去搞學以致用還是不行的。但如果回到乾嘉學派的“為學問而學問”，也只是學得“半個亭林”（梁啟超認為顧炎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一曰貴創(chuàng)”“二曰博證”“三曰致用”）。因此，正確的方法還應是把實事求是與學以致用結(jié)合起來。
其次，要把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結(jié)合起來。作為一個學者，你不能光說一些大膽的話，宏觀的見解需要有微觀研究作為基礎?！肚宕鷮W術概論》引段玉裁曰：“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不先正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我認為從文化研究上說，“先正底本”就是要對史料作實事求是的具體深入的研究，這樣才可“不誣古人”；“斷其立說之是非”就是要結(jié)合社會的現(xiàn)實及今后的發(fā)展，對其立說進行分析和評價，這樣才可“不誤今人與后人”。這里在“今人”后面加上“后人”，是說要把眼光放長遠一點。漢代王充曾說：“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論衡·謝短》）。我們既要對古人有實事求是的同情的理解，又要“通古今之變”，對古人的思想有所繼承和“損益”。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其現(xiàn)代化，需要從歷史、現(xiàn)狀和未來的角度來分析其長短，評價其價值，切不可夜郎自大、急功近利。只有這樣才能夠兼容并包，廣泛汲取外來文化，促進本民族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這也是我一直堅持與追求的學風和研究方法。
李存山老師與張岱年先生在北京西山合影
第三，堅持學術研究的相對獨立性。學術主要是講道理，作為中國哲學這門學科來說，實事求是包含著說話要有史料根據(jù)。我的寫作文字比較死板，因為我總是想，如果大家在某個問題上有分歧，那么你就不能老是空講一些大道理，而是要有史料根據(jù)。張岱年先生曾經(jīng)說過，以前有崇古派和疑古派，而他的方法主要是“析古”，這里涉及史料的真?zhèn)沃?、理論的是非之辨，以及對其評價的古今之辨。學術研究的相對獨立性，首先就表現(xiàn)在以史料為依據(jù)，論證要符合邏輯，用張先生的話說就是不能“自語相違”。
李存山研究員簡介
1951年生于北京市，1978至1984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讀本科和中國哲學史專業(yè)的研究生。畢業(yè)后到中國社科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工作。2001年調(diào)入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中國哲學史》雜志主編，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理事暨學術委員會主任。1986年被國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1992年獲國務院頒發(fā)的政府特殊津貼。主要研究中國傳統(tǒng)哲學、儒家文化，著有《中國氣論探源與發(fā)微》《商鞅評傳——為秦開帝業(yè)的改革家》《中華文化通志·哲學志》、《智慧之門·老子》《中國傳統(tǒng)哲學綱要》《氣論與仁學》《新三字經(jīng)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范仲淹與宋學精神》等，發(fā)表學術論文二百余篇。
王琦教授簡介
王琦（1976-），女，長沙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湖南汨羅屈子書院執(zhí)行院長，湖南師范大學文學學士（1998）、文學碩士（2001），湖南大學中國哲學博士（2017），研究生導師。兼任中華孔子學會理事、中華朱子學會理事、中國書院學會理事等。主要從事儒家哲學、藝術哲學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國家社科基金《宋代<四書>經(jīng)筵講義研究》項目主持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宋學源流》子課題負責人，國家重大學術文化工程《（新編）中國通史·中國思想史》核心作者，chu出版了《朱熹帝學思想研究》《論語探微》《梁啟超與近代中國學術師承》《春風桃李百世師：梁啟超和他的弟子》等專著。在《北京大學學報》《中國哲學史》《鵝湖月刊》《光明日報》等期刊與報紙發(fā)表論文四十多篇。
（2020年李存山在屈子書院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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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追求與學術興趣
學術追求與學術興趣
王琦：請問您是如何對傳統(tǒng)文化產(chǎn)生興趣，并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
李存山：我真正對學術感興趣，認識到學術的價值，是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上本科以后。當時我們對“西方哲學史”“中國哲學史”“自然辯證法”等課程普遍比較重視。因為我之前就讀過幾本馬列著作的書，所以對哲學原理并不感到生疏。在我寫關于老子的“道”“氣”與現(xiàn)代物理學的場論相通時，我還寫過一篇關于薩特存在主義與人道主義的文章。在我讀研究生后，因為得到張岱年先生的鼓勵和幫助，所以選擇寫《先秦氣論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畢業(yè)論文。當時選擇寫這個題目還有兩個原因，一是以前學界大多重視秦以后的元氣論，認為先秦的精氣論與秦以后的元氣論是兩個形態(tài)，而我認為先秦氣論與秦以后的元氣論是一脈相通的，先秦氣論是漢代元氣論的源頭；二是先秦時的著作畢竟有限，我可以把關于氣、陰陽、五行的史料“竭澤而漁”，寫起來比較有把握。我后來出版了《中國氣論探源與發(fā)微》的著作，其中“探源”主要是寫先秦氣論，“發(fā)微”是就整個中國氣論的問題及其與仁學的關系、與西方哲學的比較進行闡發(fā)。張岱年先生曾寫信對我的氣論研究給予了鼓勵和肯定。我至今仍然堅持張岱年先生把氣論或氣本論作為中國哲學的一個優(yōu)秀傳統(tǒng)的觀點。2020年孔學堂召開“2020夏季論辯會”，題目是“張載的思想世界”，我在會上也高度肯定張先生把張載、王船山作為氣本論的代表，他認為宋明理學中不僅有理學派、心學派，還有以張載、王船山為代表的氣本論，這應是得到學界多數(shù)肯定的正確觀點。
在北京大學求學時的李存山
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工作，有一定的偶然性，其中一個原因是做中國哲學編輯的賴永海（他也是“文革”以后第一屆的碩士生）考上了南京大學的博士生，要離開雜志社；另一個原因是搞編輯工作的學者中也有一些卓有成就的大家，如人民出版社的金春峰先生、《歷史研究》的主編龐樸先生等。龐先生是我碩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委員之一，我曾到雜志社給他送過答辯論文。當時《歷史研究》主編和副主編的辦公室與《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編輯室同在一個兩間大的房間里，中間只用三合板做的墻門隔開。我到雜志社工作后，受到了龐先生較大的影響。當時“文化熱”正在興起，龐先生是推動“文化熱”的大家之一。雜志社提倡“編研結(jié)合”，環(huán)境比較寬松，一周有兩天坐班，一年有兩個月的讀書假，后來改成一個月的讀書假。因此，我在努力做好雜志社編輯工作的同時，也一直沒有放棄中國哲學史研究。在“編研結(jié)合”方面，龐樸先生無疑是我的一個表率。1985年我發(fā)表了從事編輯工作后的第一篇論文，即《先秦時期的五行說與氣論》。1985年由湯一介先生等創(chuàng)辦的中國文化書院舉辦了第一期中國文化講習班，我是學員之一，聆聽了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季羨林、龐樸、李澤厚、杜維明等二十幾位學術大家的講座，并寫了《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著名學者薈萃中國文化講習班》的報道，作為學術動態(tài)發(fā)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的《未定稿》上。1986年在黃山召開全國性的中青年哲學新成果交流會，我寫了一篇《先秦氣論與古希臘伊奧尼亞哲學》，被選入會議交流論文，后在《中國社會科學》發(fā)表。同年我到內(nèi)蒙古開過一次關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的學術會議，回京后我把在會上的發(fā)言提綱整理成了一篇論文，即《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中國現(xiàn)代化》，此文先發(fā)表在《未定稿》，后來被《人民日報》（海外版）連續(xù)兩天轉(zhuǎn)載。雖然關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中國現(xiàn)代化的關系，我有一個逐漸加深理解的過程，但是在大的方向上基本沒有改變我的觀點。在80年代的“文化熱”中，我寫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中國現(xiàn)代化》這篇文章，大致反映了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致思方向。
李存山在張岱年先生家中
王琦：您是一位為學為德都令人十分景仰的學者，請問您的學術理想追求是什么？有什么治學心得？
李存山：我的學術理想追求就是“實事求是”“學以致用”。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不僅僅是純粹的學術研究，而且要與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與中國社會文化的近現(xiàn)代轉(zhuǎn)型聯(lián)系起來。因此，這種研究一方面在學術上要“實事求是”，另一方面要在推動中國社會文化發(fā)展上“學以致用”。這個觀點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中國現(xiàn)代化》這篇文章里就提到了。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認為乾嘉學派有一種“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將其學風歸納為“實事求是”，而康梁學派的主要特點則是“學以致用”，他說“有為、啟超皆抱啟蒙期‘致用’的觀念，借經(jīng)術以文飾其政論，頗失‘為經(jīng)學而治經(jīng)學’之本意，故其業(yè)不昌”，這意味著離開實事求是去搞學以致用還是不行的。但如果回到乾嘉學派的“為學問而學問”，也只是學得“半個亭林”（梁啟超認為顧炎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一曰貴創(chuàng)”“二曰博證”“三曰致用”）。因此，正確的方法還應是把實事求是與學以致用結(jié)合起來。
其次，要把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結(jié)合起來。作為一個學者，你不能光說一些大膽的話，宏觀的見解需要有微觀研究作為基礎?！肚宕鷮W術概論》引段玉裁曰：“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不先正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我認為從文化研究上說，“先正底本”就是要對史料作實事求是的具體深入的研究，這樣才可“不誣古人”；“斷其立說之是非”就是要結(jié)合社會的現(xiàn)實及今后的發(fā)展，對其立說進行分析和評價，這樣才可“不誤今人與后人”。這里在“今人”后面加上“后人”，是說要把眼光放長遠一點。漢代王充曾說：“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論衡·謝短》）。我們既要對古人有實事求是的同情的理解，又要“通古今之變”，對古人的思想有所繼承和“損益”。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其現(xiàn)代化，需要從歷史、現(xiàn)狀和未來的角度來分析其長短，評價其價值，切不可夜郎自大、急功近利。只有這樣才能夠兼容并包，廣泛汲取外來文化，促進本民族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這也是我一直堅持與追求的學風和研究方法。
李存山老師與張岱年先生在北京西山合影
第三，堅持學術研究的相對獨立性。學術主要是講道理，作為中國哲學這門學科來說，實事求是包含著說話要有史料根據(jù)。我的寫作文字比較死板，因為我總是想，如果大家在某個問題上有分歧，那么你就不能老是空講一些大道理，而是要有史料根據(jù)。張岱年先生曾經(jīng)說過，以前有崇古派和疑古派，而他的方法主要是“析古”，這里涉及史料的真?zhèn)沃?、理論的是非之辨，以及對其評價的古今之辨。學術研究的相對獨立性，首先就表現(xiàn)在以史料為依據(jù)，論證要符合邏輯，用張先生的話說就是不能“自語相違”。
（訪談人：王琦 長沙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 湖南汨羅屈子書院）
文章轉(zhuǎn)載自《哲學動態(tài)》2021年第10期
圖片來源：感謝李存山老師為本公眾號提供的珍貴圖片
文章轉(zhuǎn)載自《哲學動態(tài)》2021年第10期
圖片來源：感謝李存山老師為本公眾號提供的珍貴圖片
李存山研究員簡介
1951年生于北京市，1978至1984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讀本科和中國哲學史專業(yè)的研究生。畢業(yè)后到中國社科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工作。2001年調(diào)入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中國哲學史》雜志主編，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理事暨學術委員會主任。1986年被國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1992年獲國務院頒發(fā)的政府特殊津貼。主要研究中國傳統(tǒng)哲學、儒家文化，著有《中國氣論探源與發(fā)微》《商鞅評傳——為秦開帝業(yè)的改革家》《中華文化通志·哲學志》、《智慧之門·老子》《中國傳統(tǒng)哲學綱要》《氣論與仁學》《新三字經(jīng)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范仲淹與宋學精神》等，發(fā)表學術論文二百余篇。
王琦教授簡介
王琦（1976-），女，長沙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湖南汨羅屈子書院執(zhí)行院長，湖南師范大學文學學士（1998）、文學碩士（2001），湖南大學中國哲學博士（2017），研究生導師。兼任中華孔子學會理事、中華朱子學會理事、中國書院學會理事等。主要從事儒家哲學、藝術哲學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國家社科基金《宋代<四書>經(jīng)筵講義研究》項目主持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宋學源流》子課題負責人，國家重大學術文化工程《（新編）中國通史·中國思想史》核心作者，chu出版了《朱熹帝學思想研究》《論語探微》《梁啟超與近代中國學術師承》《春風桃李百世師：梁啟超和他的弟子》等專著。在《北京大學學報》《中國哲學史》《鵝湖月刊》《光明日報》等期刊與報紙發(fā)表論文四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