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的日本化:近世日本京學派思想研究
劉瑩 著
北京大學海上絲路與區(qū)域歷史研究叢書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3年11月\128.00元
序 一
魏常海
值此劉瑩博士《儒學的日本化:近世日本京學派思想研究》刊行之際,作為她的指導老師,我感到由衷的喜悅,并送上誠摯的祝賀。一直以來,并未出現(xiàn)以“京學派”為主題的專著,就此而言,此書有著開創(chuàng)性的重要意義。
日本朱子學“京學派”之名,在中國學界的著述中并不多見,然而其中的佼佼者,如藤原惺窩、林羅山、室鳩巢、新井白石等人,均是日本儒學史上極為重要的人物。長久以來,中日學界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即把京學派視為“朱子學的精神奴隸”,認為其思想理論 “照搬中國”,“無創(chuàng)新之見”, 因此忽視了對京學派的深入探究。本書仔細研判了有關京學派的各種見解,并經(jīng)過審慎的文獻考察,找到了全新的視角重新梳理京學派的發(fā)展脈絡,這就是從“儒學日本化”的角度分析京學派學者是如何竭盡所能運用各種方式促進儒學在日本的在地化發(fā)展的。從這一維度出發(fā),彰顯了京學派超出文本詮釋的豐富而多元的內(nèi)容。
本書以京學派主要人物的思想為主線展開論述,除了日本儒學史上常見的惺窩、羅山外,作者還認真考察了松永尺五、木下順庵、雨森芳洲等流傳資料較少的儒者并給予了深入而恰切的分析。以尺五為例,以往學者往往以“抄襲”或者“入佛”視之,認為其儒學思想不僅沒有超出朱子學的理論體系,而且明顯摻雜了許多佛教的思想。但本書作者另辟蹊徑,以尺五在《彝倫抄》中的論述為依據(jù),認為尺五之所以通過日本社會已然熟悉的佛教解釋儒學經(jīng)典,是自覺而有意為之,尺五正是要通過“叨以世俗之俚語膚說綱常之大猷”,使居于社會下層的童蒙書生、販夫走卒甚至異教徒都可以了解儒學的綱常。如此一來,尺五以佛釋儒不是儒學水平低下所致,反而是深刻認識到日本社會以佛教為主的現(xiàn)狀后作出的明智之舉。作者以扎實的文獻資料為依據(jù),對京學派諸儒詳加剖析,使得京學派朱子學者在儒學日本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得以呈現(xiàn)。
本書的內(nèi)容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對具體人物的傳世文獻進行細致而深入的考察,從而開辟新的思路;二是對京學派整體的發(fā)展脈絡進行鋪陳,突出其在促使儒學深入日本社會方面所動員的各方面力量。前一部分的研究修正了日本儒學史著述中常見的一些不夠準確的提法,如指出藤原惺窩是“脫佛入儒”而非“排佛入儒”, 一字之差,可見作者考據(jù)之細密。而后一部分的內(nèi)容更加豐富,尤其是作者以“降格”為視角,將林羅山推動儒學正統(tǒng)化、松永尺五援引佛教教義解釋儒學思想、室鳩巢通過塑造赤穗“義士”的形象傳播儒學的忠孝觀、貝原益軒著力寫作童蒙之“訓”以促進儒學深入日本社會等努力統(tǒng)一起來,以此論證京學派朱子學者在文字詮釋之外的功力,多有創(chuàng)新之見。
作者對京學派思想的研究,不僅有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導向,而且能把文獻分析與經(jīng)典詮釋結合在一起,在廣泛吸收已有學術成果的基礎上,把京學派的研究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
本書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靜態(tài)的人物思想研究,其格局在于以京學派之一斑洞見東亞知識之“環(huán)流”,誠如本書在終章中指出的:
“以宋學為代表的新儒學從中世開始進入日本,在近世不斷生根發(fā)芽,到18 世紀末比較廣泛地傳播開來,又在明治維新的東西交匯中‘逆輸入'中國,對包括儒學在內(nèi)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近代轉型起到了殊為重要的作用。以此‘環(huán)流'反觀京學派的位置,那么其正好處于促使儒學在近世日本生根發(fā)芽的階段。”在東亞知識的“環(huán)流”之中,本書著力刻畫了京學派朱子學者們對于推動儒學日本化進程所作出的貢獻,深度發(fā)掘并重新定位其思想意義,體現(xiàn)出作者廣闊的學術視野。
以儒家思想為主體、以儒釋道三家及其他學派互動互融為特征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各個歷史時期源源不斷地向東亞各國傳播,包括日本在內(nèi)的東亞各國,結合自己的歷史傳承和國情,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本土化、內(nèi)在化為本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與中國文化交流互鑒,互相促進,共同發(fā)展,從而形成了在世界文化中獨具特色的東亞文化圈,對全人類的文化發(fā)展和文明進步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在研究東亞文化時,不可能離開中國文化;在研究中國文化時,也不能無視東亞文化。在東亞文化圈中,儒家文化無疑居于最重要的位置。劉瑩博士的這部新著,以闡釋日本京學派朱子學代表人物的思想為主題,探討儒學的日本化問題,不僅在日本儒學的研究方面有所開新,對于研究中國儒學和東亞文化圈中的儒學亦有參考價值。
本書作者注重在儒學日本化的動態(tài)過程中通過文本的細致分析,深入解讀京學派朱子學者的思想。書中對京學派朱子學者的定位絕非泛泛而論,而是在扎實的文獻分析的基礎之上得出的可靠結論,確有發(fā)前賢所未發(fā)之處,實為日本思想史研究領域之力作。期待以此書的出版為契機,出現(xiàn)更多研究日本儒學的新成果。
2023年3月于北京大學
序 二
唐利國
關于日本思想史,比較容易引起我們中國人關心的一個問題是:儒學對日本的影響到底有多大?一種觀點傾向于認為,儒學對日本影響“很大”, 但由于近代日本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災難,回答儒學對近代日本的影響問題,難免會令人有些躊躇。也有一種觀點傾向于認為儒學對日本的影響“不大”,甚至否定其影響。在日本學界,目前占主流的大致是第二種觀點。
在日本,儒學作為近代學術研究對象而得以確立,是在明治維新以后。代表性研究者有井上哲次郎、武內(nèi)義雄、西晉一郎等。近代日本關于“儒學與日本社會”關系問題的主流觀點是,一方面承認儒學思想具有某種普遍性,另一方面又淡化甚至否定中國對日本的影響,著力強調來自中國的儒學“不只是把山崎暗齋,而且也把作為江戶儒學出發(fā)點的林羅山的學術已經(jīng)對朱子學進行了‘修正主義’的理解這一點推到更前面的話,德川儒學史的整體,大概就會在與本書相當不同的視角下被把握”。
然而,丸山真男的這一反省在學界似乎并未得到充分重視,至少據(jù)我目力所及,劉瑩博士的這本書堪稱系統(tǒng)研究江戶初期朱子學之“不同于中國的特質”的第一部專著。其研究得失如何,讀者自會判斷,但其所提煉的問題意識,一定會在日本近世儒學研究中獲得長久的生命力。我認為這是該書最重要的學術貢獻。
其次,從劉瑩博士的分析過程中,可以識別出其對“儒學的日本化”這一研究視角的挖掘和拓展。
我近來比較關心“日本儒學化”的問題,這是因為考慮到儒學作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思想,傳入日本之后,無疑會對日本社會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如劉瑩博士書中所引,武內(nèi)義雄承認:“儒教起源于中國,很早便傳到日本,對于昂揚我國的國民精神貢獻良多。”但是,具體到其研究的側重,則在于“嘗試說明其傳入我國之后是如何日本化的”。致力于揭示中日儒學之不同的研究無疑是非常有益的,也有助于消除可能無視中日儒學之別的誤解。只是,長此以往,由于日本學者問題關心的自然傾向,作為常識的出發(fā)點也可能會在不知不覺間被淡忘。例如,末木文美士的《日本思想史》并不否認中國儒學對日本的影響,在書中正文也作了介紹,但是,其日文原版序言只字未提儒學或中國,而只是說:“說起思想或者哲學,人們一般指的是從西方傳來的東西。”這里的“西方”,應該不包括中國,因為下文接著寫道:“那些擅長鸚鵡學舌的學者,用著最新流行的歐美概念,成為備受追捧的‘思想家'。”
當然,也有日本學者比較強調中國思想對日本的影響,如小島毅《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的結語中便寫道:“日本人通常認為的所謂‘日本的傳統(tǒng)',其實是根植于宋代文化。”有趣的是,小島還寫道:“換言之,現(xiàn)在的中國并非中國古典文化的唯一正統(tǒng)和獨占的繼承者。” 從中可以讀出一種對跨越今日國境的文化共同體的可能性的展望。但也必須注意,小島毅的基本印象也是日本人“通常認為‘那些'根植于宋代文化”的東西,是“日本的傳統(tǒng)”。
考慮到常識是如此容易被淡忘,我有意于重新確認日本“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儒學化了?;谶@樣的問題意識,對于讀到劉瑩博士寫的“儒學從進入日本社會直至成為日本思想的‘古層'之一”, 我頗感驚喜,尤其是其書末結論對“江戶時期的日本儒者為了讓源于中國的儒學深入日本社會所作出的持久而深入的努力”的充分肯定,使我確信其筆下的“儒學的日本化”其實包含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學界通常的用法,即儒學變得具有日本特色;第二層含義或可勉強稱為“儒學化的日本”,即儒學使日本發(fā)生了某些變化。我也許只是強作解人,唯愿讀者明辨劉瑩博士在方法論上的探索和推進。
最后,請允許我暢想一下這部著作可能給日本近世思想史研究帶來的顛覆性思考。
丸山真男側重強調朱子學與幕藩制社會的適應性。在批判丸山真男的基礎上,日本學界通說傾向于強調朱子學不適應日本社會的一面。然而,根據(jù)劉瑩的研究,日本近世初期的京學派已經(jīng)是在某種程度上“日本化了”的朱子學。如此,所謂朱子學不適合近世日本社會的觀點,也許有必要重新加以審視。畢竟,經(jīng)過近世初期日本思想家修正的朱子學——姑且稱之為“日本朱子學”,至少不能輕易地說就一定不適合日本社會。
進而言之,丸山真男認為近世日本儒學的自我分解,從內(nèi)部孕育了近代性思維方式的萌芽,其起點是日本“古學派”,那么,京學派對朱子學的修正是不是也可能意味著儒學的自我分解,乃至近代性思維方式的萌芽呢?參照劉瑩博士書中也曾引用的楊賓儒所提出的“近世東亞的反理學思潮”的構想,以及宮島博史的“儒教性近代”論,丸山真男曾限定于日本儒學去追尋的“近代性思維”, 或許應該放眼整個東亞世界來展開考察。
劉瑩博士的專著中還有許多涉及卻未及展開的問題,期待她能夠不斷為讀者提供更多更新更好的成果,也期待其研究能夠引起學界對于相關問題的熱烈討論。
2023年3月于北京大學
內(nèi)容簡介
“儒學日本化”的提出雖然始于明治以后,然而其歷史進程的展開集中體現(xiàn)在江戶時期,尤以京學派朱子學的崛起為典范。誕生于日本江戶初期的京學派,以藤原惺窩為始祖,以林羅山、松永尺五、木下順庵、室鳩巢、新井白石、雨森芳洲等為代表人物,是日本儒學史上最具承前啟后意義的重要學派。本書主要以儒學的日本化為線索,對京學派的儒者群體及其思想進行考察和歸納,通過分析其促進儒學日本化的三條進路,即助力朱子學在日本的官學化、庶民化和神圣化,多維度地呈現(xiàn)儒學深入日本社會的動態(tài)進程,并在東亞理學的“環(huán)流”之中對其進行重新定位。
作者簡介
劉瑩,四川宜賓人,中國人民大學講師,北京大學東北亞研究所兼職助理研究員。北京大學哲學系、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聯(lián)合培養(yǎng)博士,北京大學日語系博雅博士后,成均館大學韓國哲學系客座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本儒學史、韓國儒學史、東亞思想文化。出版專著《氣象與風俗:荻生徂徠儒學思想研究》,整理古籍《白云觀志·附東岳廟志》,在《哲學動態(tài)》、《中國哲學史》、《現(xiàn)代哲學》、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HCI)、『????』(KCI)、『中國研究集刊』(日本)等國內(nèi)外刊物發(fā)表論文多篇,主持科研項目多項。
目錄
序 一 魏常海/i
序 二 唐利國/v
序章 作為方法的儒學:論儒學式近代化/1
第一節(jié) 時間序列:江戶朱子學的發(fā)展脈絡與分類/3
第二節(jié) 空間延展:從“日本”到“東亞”/32
第三節(jié) 時空的匯聚:儒學式近代化/56
第四節(jié) 京學派概觀:定義、分類及特點/107
第一章 “儒學日本化”進路之一:儒學的官學化/119
第一節(jié) 日本朱子學之獨立:藤原惺窩“脫佛入儒”/120
第二節(jié) 官學化的起點:林羅山與“制作”的邏輯/145
第三節(jié) 官學化的前奏:室鳩巢與日本“義士”/179
第二章 “儒學日本化”進路之二:儒學的庶民化/203
第一節(jié) 援佛釋儒:松永尺五之“逆格義”/204
第二節(jié) “古學”開山:木下順庵與儒學轉型/219
第三節(jié) 安東省庵與武士轉型/237
第三章 “儒學日本化”進路之三:儒學的神圣化/260
第一節(jié) 聯(lián)神排佛:貝原益軒與理之氣化/261
第二節(jié) 新井白石與“正名主義”/292
第三節(jié) 雨森芳洲與儒家神道/315
終章 “儒學日本化”進程的詮釋與反思/340
第一節(jié) “儒學日本化”進程與京學派再定位/340
第二節(jié) “儒學日本化”的反思:被塑造的“異質”/364
參考文獻/387
后 記/404